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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晓蕾热盼中国向全要素生产率转型

发布时间:2019-04-08 16:35:53 编辑:笔名

左晓蕾:热盼中国向“全要素生产率”转型

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晓蕾(资料图)

根据“十二五”计划纲要,未来5年经济目标将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题,结构调整为主线。发展方式是个非常全面的概念,以经济增长角度论,发展方式转型就是增长方式转型,从投资增长为主转为消费增长为主。更完备些的增长方式转型概念,是重视“全要素生产率”的增长模式。“全要素生产率”增长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,是比较理想的增长思路。笔者以为,“12五”规划的转型战略,为实现推动“全要素生产率”的增长创造了很大空间。

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,“全要素生产率”增长,是产出增长率与各要素投入增长导致的产出增长率之差。换句话说,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体现的是要素投入对产出增长贡献以外的、不能被要素投入解释的那部份产出的增长,也就是的“索洛(Slolow)残差”。

如果我们能加大“索洛残差”的增长,就会增加非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,对投资推动增长的依赖就会下降,并且完全可以在投资下降的同时,依然保持经济增长。

“全要素生产率”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,包括几个重要方面。

个方面,是制度变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。要改变目前这类以“高投入”为主的不可延续的经济增长模式,制度性进步应有巨大的“红利”。

首先,我们能针对致使过度投资的资源配置非市场化制度性原因推行改革。支持经济增长的主要资源是资金、土地和劳动力。银行是配置资金资源的主要金融机构。但在以利差为主的经营模式和保护这类模式的各种制度下,银行不可能把资金优化配置到对经济贡献的经济主体中去。因此,改变银行盈利模式,通过多元收入结构来降低坏账,培养利率定价和防范风险能力,是完善市场化配置资源机制,增加投资有效性的重要体制变革。

政府职能转移是另外一市场化配置资源的体制因素。由于政府职能和财政预算体制的问题,地方政府利用权利配置资源,特别是土地资源和地方国企资金,以及银行资金支持GDP增长的行动一直比较突出。这些行动的目标不是资源收益的化,扭曲了市场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,带来过度投资、产能过剩、低水平重复建设、不公平招商引资等一系列毛病。

其次,对导致高贸易顺差的国内高“储蓄-投资”差异的内部失衡的经济结构进行调剂。高贸易顺差带来的国际贸易磨擦和人民币升值压力,是近些年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麻烦之一。事实上,根据经济学理论,贸易不平衡等于国内“储蓄-投资”的差异。外部不平衡,实际是内部不平衡所致,解决经济失衡,须从内部结构调整着手。

如果我们通过转变财政储蓄的投资为公共事业的支出,调剂“储蓄-投资”结构,下降“储蓄-投资”差异,就能改善国内外经济失衡的现状。如果政府储蓄投入国内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,则将下降国内居民的“风险储蓄”和“审慎储蓄”,加大当期终消费。

从理论上来讲,如果企业和居民行动都能按经济规律正常循环,调剂“储蓄-投资”的结构,缩小“储蓄-投资”差异,会达到外贸平衡,进而达到国内“储蓄=投资”的经济的“充分就业”的理想的整体平衡。如果贸易顺差不断减少,不断向理想的贸易均衡状态收敛,相应的外汇积累速度将明显放缓。一般来说,在“储蓄-投资”的差异和贸易顺差下降的同时,消费会相应增长,促进更多依靠内需而不是外需推动经济增长,推动投资增长和依赖外需增长的模式向消费增长模式的转移。国际收支不平衡和国内外经济失衡带来的国际国内的矛盾,在经济结构的不断调剂过程中会得到部份缓解。

其三,相应完善导致消费增长平缓的收入分配方式和社会保障体制。消费是经济增长3大引擎之一,而消费增长与收入增长密切相干。收入分配有三个层次。次收入分配是工资;第二次收入分配是转移支付;第三次收入分配来自社会的慈善捐助。我们的收入分配制度有很大改进空间。根据边际收入偏向理论,低收入群体工资收入改良对消费增长的作用比较明显。所以,针对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分配制度,包括低收入群体在内的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,应对增进消费增长有非常实质性的作用。

第二个方面,对自然条件的投入,改变环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。如能保持自然生态平衡,风调雨顺,减少自然灾害带来的防范和恢复的成本,人和自然的和谐就带来经济的和谐。我们的自然生态环境已为“不顾一切”的高增长付出了巨大代价。因为只有这样的如果从现在起能够逐步恢复自然生态,或减少进一步破坏,从长时间来讲也会增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。

第三个方面,技术进步,包括技术效力的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。通常人们容易把“全要素生产率”增长狭义地理解为“技术进步”,事实上,技术进步是其中的一部分。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是被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了的。现阶段,如果我们能在能源使用的效率上有较大的技术突破,提升能源的使用效力,同时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,短期内可以缓解能源短缺的瓶颈,长时间可以解决能源限制这1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。

很明显,“全要素生产率”增长带来的经济增长,应是与经济潜在增长率相适应的增长,是有质量的增长,是能保持投入产出基本平衡的增长,和谐的增长。从提升“全要素生产率”出发,我们就不必过分担心经济增长得太“快”,也不必过分担心国内外经济失衡。如果我们坚持制度性改革,大幅提升“全要素生产率”,一定能像改革初期那样靠制度进步的“红利”,实现新层次上的“低投入高增长”的经济增长模式。

我们热切期待中国经济实现由“全要素生产率”增长带来的安稳的经济增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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